202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完善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6〕114号），提出有序建立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在这一政策框架下，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建立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的通知》（（辽发改价格〔2026〕600号））及配套政策文件，以可靠容量为补偿依据，将容量收益与顶峰履约相联系，同步建立容量电费扣减、成本调查和运行成本补偿机制，并将适时出台报价替换机制。辽宁的这一探索，着眼于通过合理的收益补偿与履约约束，引导企业持续维持可靠供电能力、主动履行顶峰保供责任，为推动“要我顶峰”向“我要顶峰”转变提供制度支撑。
一、从分类容量电价走向可靠容量补偿
辽宁的容量机制建设已有基础。2024年，辽宁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将煤电单一制电价调整为两部制电价，2024—2025年容量电价为100元/千瓦·年，2026年提高至165元/千瓦·年。蒲石河、清原等抽水蓄能电站则执行国家核定的容量电价安排。煤电与抽水蓄能分别按照各自政策获得容量收益，为维持供电和调节能力提供了支持。分类政策适应了不同资源的发展阶段，但随着新能源和储能发展，系统需要进一步比较各类资源的实际保供贡献。相同装机规模，不一定对应相同的顶峰能力；能够短时提供出力，也不等于能够覆盖整个供电紧张时段。容量价值的衡量因而需要更加关注资源在系统需要时能够持续提供多少有效出力。
发改价格〔2026〕114号文提出，有序建立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是在已有制度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辽宁方案据此将公用煤电、符合条件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及直流通道省间外购电纳入，按顶峰能力统一补偿原则，相关煤电不再执行原容量电价。未来结合电力市场建设情况逐步扩展至天然气发电、抽水蓄能等其他电源。这一变化使容量补偿的关注点进一步由资源类别转向可靠贡献。对于辽宁而言，既要支持煤电保持支撑能力，也要识别储能和外购电在关键时段的保障价值，引导不同资源共同服务于电力安全供应。
二、电量安排与可靠能力保障共同夯实保供基础
辽宁对保供机制的完善，有着现实背景。2021年9月，辽宁电力供应紧张，连续实施有序用电并出现拉闸限电。当时电煤短缺、部分火电机组缺煤停机和临检等问题，影响了可用出力。这一经历提示，电量安排之外，还必须重视燃料供应、设备状态和关键时段可调用能力。
完善保供机制，需要加强价格对供需及成本变化的响应，并建立针对可靠容量的持续激励。
一是让现货价格能够随供需和成本合理升降。新能源出力充足、供给宽裕时，价格应能够下行，引导常规机组调减出力、储能充电和用户调整用电；供应紧张、边际发电成本上升时，价格也应能够在市场规则范围内合理上行，使增发电量获得相应回报，缓解燃料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价格能低得下去、也能合理高得上来，才能更有效地引导资源响应系统需求。辽宁方案将煤电年度中长期交易价格下限调整为现货市场出清价格下限，并推动一定比例中长期合同电量与现货价格联动，使短期供需信号更好传导。对按调度要求运行且符合条件的机组，再通过运行成本补偿弥补规定口径下的成本缺口。现货价格与成本补偿相互配合，有助于降低企业执行保供要求时的经营顾虑。
二是以容量收益支持企业持续维持可靠能力。现货价格主要反映具体时段的电能量价值，企业保持备用、维护设备和保障燃料则需要持续投入。容量补偿可理解为与保供责任相联系的“保底工资”，为这些投入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容量补偿并非兜底全部固定成本，运行成本补偿也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成本认定规则，企业仍需承担经营风险。
三是以容量电费扣减强化顶峰履约约束。辽宁根据机组在全年系统顶峰时段的出力缺额，扣减相应的年度容量电费。这意味着，企业因自身原因未能按要求顶峰，不仅会损失当期发电收益，还可能减少全年容量收入。具体扣减金额根据全年考核时段的履约情况计算，符合规定条件时甚至可被扣减全部年度容量电费。通过这一安排，维持可靠容量能够获得回报，顶峰履约不足则需承担经济损失，从而促使企业主动做好保供准备。现货价格引导供需响应，容量补偿支持能力维护并强化履约约束，两者相互配合，共同保障关键时段的电力供应。
三、可靠容量补偿机制探索推动企业投资与运营决策调整
可靠容量补偿对企业行为的引导，贯穿投资、准备和运行全过程，推动企业在长期决策中重视容量价值、在日常管理中维持可靠能力、在实际运行中主动履行顶峰责任。
一是投资阶段，从关注发电收益，到统筹电量与容量价值。企业评估新建项目或存量改造时，需要综合测算电能量、辅助服务和容量收益，判断投入能否形成系统需要的可靠能力。可靠容量补偿增加了与供电能力相联系的收入来源，有助于缓解企业对利用小时数下降的顾虑，改善仍具有保供价值的机组持续运营和性能改造的经济性，引导资金投向具有实际顶峰贡献的能力建设。
以储能为例，延长放电时长能否提高容量认定水平、增加补偿收入，需要结合系统顶峰持续时间和当地认定规则评估。“我要顶峰”的动力由此前移至投资决策阶段：企业在评估项目和改造方案时，更加关注可靠供电能力能够形成的长期收益，并据此判断维持和提升顶峰能力的投入价值。
二是准备阶段，从落实保供要求，到主动管理履约风险。机组具备额定发电能力，并不意味着关键时段能够可靠供电。设备健康状况、检修安排和燃料供应，都会影响顶峰能力的实际发挥。容量收入与履约表现挂钩后，设备故障、燃料不足等问题除造成电量收入损失外，还可能引致容量电费扣减，企业维持可靠可用状态的经济动力随之增强。在“要我顶峰”的要求下，企业按照保供部署落实检修、维护和燃料保障；容量收入与履约表现挂钩后，这些工作也直接关系到自身收益的实现。企业因而有动力提前识别设备和燃料风险，主动比较保障投入与潜在扣减损失，将关键时段可靠可用作为日常经营管理的目标。“我要顶峰”由此体现为保供准备的主动前移。
三是运行阶段，从执行顶峰任务，到统筹履约与经营收益。辽宁由调度机构提前披露供需趋紧时段，为企业准备提供信息条件。常规机组可据此做好启机和出力响应准备；储能则需协调现货交易与容量履约，在关键时段保有足够电量，避免提前放电影响持续顶峰能力。
在新能源出力充足时，企业可以顺应价格信号调减发电或安排充电；在供需趋紧时，则需要在调度要求下及时提供有效出力。此时，企业不仅关注当期发电收益，也要考虑运行安排对容量履约和年度收益的影响。“我要顶峰”体现为遵守市场规则和调度要求前提下的主动准备与可靠响应。
四、完善实施条件使保供激励持续发挥作用
获得容量收入，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形成有效的顶峰激励。制度能否引导行为，关键在于容量认定、履约考核和收益约束能否合理衔接。
一是容量认定应合理反映设备可用性、持续供电能力及系统需求，否则补偿就可能偏离实际贡献，使企业更加关注扩大名义规模，而缺少改善有效能力的动力。
二是顶峰时段应能反映真实保供压力，合理区分企业自身原因与非自身原因，明确调度要求、数据依据和申诉程序，避免因责任边界不清而削弱履约意愿的情况。
三是补偿与扣减力度应保持适度，扣减过轻，难以形成有效的履约约束，企业可能缺乏持续维护和提升顶峰能力的动力；扣减过重，则可能使履约风险与补偿收益失衡，削弱企业维持可靠容量和开展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四是应兼顾供需关系与用户承受能力。补偿水平应统筹考虑系统需求、市场建设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通过明确、可预期的机制适时调整，避免补偿固化诱导低效扩张。
辽宁方案提出，统筹电力供需关系、用户承受能力和市场建设进展，按年度确定补偿标准，并在补偿电费计算中引入容量供需系数。这表明，企业的容量收益不仅受自身可靠能力和履约表现影响，也与系统供需状况及政策调整有关。企业也不能将阶段性补偿标准直接视为项目全生命周期不变的收益承诺，应审慎评估政策、市场和履约风险。
从“要我顶峰”到“我要顶峰”，是将电力系统保供需求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经营动力的过程。辽宁探索可靠容量补偿，将现货市场的供需信号、容量收入的能力保障与年度考核的履约约束相结合，有助于推动企业主动建设、维护并兑现顶峰能力。
这一转变的价值，在于让企业日常保持能力有收益依据、关键时段响应有经济动力、履约不足有明确代价。随着相关机制完善，辽宁有望进一步夯实电力保供基础，为新能源消纳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提供更可靠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