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网讯：进入11月以来，浙江等省陆续暂停有序用电，电荒形势趋缓。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中场休息盘整，一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或缓解，远未到宣告胜利的时候。亟待对前一阶段的各项应对进行复盘反思，该坚持坚持，该调整调整，厉兵秣马枕戈待旦迎接真正的冬季高峰。

先说结论

电荒未敢言结束，高价储煤埋下隐患

国家出手应对电荒以来，虽然煤炭产能与电厂储煤双增加，但12-1月火电用煤高峰相比9-10月低谷、需求一般会高10个百分点，保供压力不可忽视。

10月份煤价月均2000元/吨、历史最高纪录，国有发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勉力储煤1.2亿吨，煤电厂普遍亏损、经济损失惨重，国有电厂为9月份那些囤煤炒作机构来高价接盘、更是堵心窝火吃苍蝇。这不仅对年底负荷高峰埋下隐患，同时也给支持发电、政策性贷款的金融机构埋下隐患；请人家短期应急可以，但煤-电领域的问题不应无限度蔓延到金融领域，威胁国家金融稳定。

因此，前阶段以抓储煤为核心的应对措施，虽有短期作用，但难以持续。如果不真正解决煤价过高、发电亏损问题，如何保证电荒不会反复重演？难道还需要像上一轮电荒一样延宕5年吗？中国在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中，有必要凭空加上一个不定期电荒的减分项吗？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电力人几十年努力、世界第一的装机与电网就成为笑话了。

隐患1

煤价依然过高，国际联动因素难掩

目前煤价从最高峰下降到1000元/吨左右、并有长期停留之势。如果煤价不再继续压降，相对于2020年均煤价577元/吨、相当于增加了0.13元/千瓦时的发电成本，不仅抢占了国家应对电荒“上网电价上浮20%”带来的0.07元/千瓦时政策补偿，剩下这0.06元/千瓦时的缺口、发电环节依然无法承受。

根据研究，本轮电荒与2008年机理相同、依然是典型的国际危机在国内的映射，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为国内煤价上涨提供了机会与借口，本轮煤价异常变动从起步时间、过顶时间、涨价幅度、甚至降价幅度，均呈现高度的随动特征、亦步亦趋，欧洲三港/理查兹港等国际煤价7月份开涨、国内秦皇岛典型煤价8月份开涨，国际10月初到顶、国内10月中到顶，国际涨大约2.4-2.8倍、国内涨2.5倍，国际目前下降44-55%、国内下降58%，这显然是国际危机造成市场失灵的体现，是不应视而不见的！正常时期的市场波动，或大或小总有缺口，但不是每次缺口都会引发煤价高涨直到出现电荒的，如果不是借助外部势力、能热闹到如此程度吗？

因此，前阶段以煤炭产能产量为重点、而不直接强力管制煤价的应对思路，亟待调整。电荒应对上半场，煤价从2600元/吨下降到1000元/吨，几分应对之功？几分外势随动？也许，只有继续把煤价从1000元/吨压降到2020年577元/吨正常水平，才可以真正评判应对电荒的功劳吧。

隐患2

煤炭暴利过度，中间环节亟待清理

根据研究，从2008到2021年这两次电荒，煤炭领域均存在显著的“哄抬价格，谋取暴利”问题。一是短期、巨额利润的非正常性，2008-2012五年累计额外获利超过10000亿规模，2021年预计比上年突然增利3000亿左右（2011-2020十年、煤炭行业年均利润2404亿元，2017-2020四年、煤炭行业年均利润2725亿元）。二是背离成本、背离供需的非合理性，今年7-8月平均火力发电量5204亿千瓦时的用煤高峰期尚未出现电荒，9-10月平均火力发电量4348亿千瓦时的用煤低谷期却出现大面积电荒、这是不正常的，从2020年煤炭均价577元/吨飞涨到摸高2600元/吨、是国际经济危机情况下明显背离供需关系的市场失灵。三是争夺“资源溢价”、背离国企责任的非正当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矿藏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因此577元/吨对应的是煤炭企业投资生产的正常利润，2600元/吨体现的则是本应归属中央政府的煤炭资源溢价，作为高比例国资国企的领域更不应争夺此溢价、并由此造成电荒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秩序。另外，煤炭运销等中间环节数万家代理机构，9月份抢购、囤积、抬价，10月份高价收割国有发电厂，更是蕴藏大量腐败，亟待清理查处，而这也是2008年电荒期间的常规动作、今年却被忽视。

因此，前阶段放任煤炭暴利的应对盲区凸显，有必要理直气壮地纠正。供给侧改革之后高比例国资国企接盘煤炭，不是为了重复私人煤老板的罪孽，而是为了探索能源领域“廉价而充裕”的新路，历史好歹要一点点上升、而不能总在同一个螺旋里低级重复。

怎么办？

积极应对危机，发挥中国治理优势

本轮电荒的本质，是市场失灵，是国际经济危机，价格飞涨暴利陡增与产能产量供需缺口已经没有直接关联。这种情况，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市场，转化为特殊时期一种国家治理能力的较量。

而煤炭领域不是铁矿石，中国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政治基础，面对与2008年高度类似的外来冲击，2021年的电荒本来完全可以避免重演、至少绝不应再拖延5年，中国完全可以充分发挥煤炭资源+国有煤企+党的领导这三大优势，完全可以做到不涨少涨煤价、完全可以尽力避免电荒，完全可以像俄罗斯一样控制住（气价）煤价-电价，完全可以像应对新冠疫情一样“风景独好”，完全可以不像印度一样陷入煤贵电缺的窘境，完全可以借本次国际危机进一步扩大中国制造的优势。

因此，前阶段未从政治高度更大力度、更高目标应对电荒的被动局面，亟需改变。

一是近期应对电荒最合理最简捷最有效的对策，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利行为，明确要求煤炭国企履行责任，作为政治任务、一周之内将煤价直接回归2020年水平。

二是对于2021年已经出现的3000亿规模煤炭暴利，向涉煤主体收取暴利税或特别收益金，转而由中央政府有差别地补贴下游企业及消费者。

三是对于9-10月间抬价/限产/囤积/炒作的行为，对于煤炭国企人员与销售/储运/期货证券/数据分析等机构合谋串联、利益输送、亲友关联等情况，开展专项整治。

四是与2008及2021年类似的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大概率将更频繁出现，在传统产能产量管制的基础上，国家应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监测，设置异常评判指标，授权有关部门及时出手管控价格异动，保护企业正常运行及社会经济秩序。

五是进一步丰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包，利用海关进出口管理与技术措施、助力煤炭市场管控，国际煤价异常过快过高上涨之时限制中国煤炭出口，维护国内供需形势稳定，提高国际定价话语权。

六是目前535元/吨（可浮动）的长协指导价恰是煤-电产业均衡点（2011-2020十年、年均煤价590元/吨，2017-2020四年、年均煤价591元/吨），应进一步扩大长协覆盖范围，同时加强煤-电双向的履约监管、巩固煤电协同，特别是不应在电荒未克、煤价依然1000元/吨高位的时候调价涨价、接受城下之盟的要挟。

七是随着低碳化发展，对于越来越多趋向于储备性/调节性/应急性/兜底性资源、产能、设施角色定位的煤电-电煤企业，应提供容量（产能）补偿机制，并及时调整经营考核模式。

八是进一步推进多种形式的煤电协作，推进央企在煤炭领域的控制力，支持发电集团扩大煤炭业务，树立坚守国企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正风正气。

九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煤电-电煤领域治理，充分认识安全性+经济性+外部性（环保低碳）的三元政策目标，充分认识高产能+低产出+高投入+低回报的低碳前景产业特征，针对危机与正常等不同情景、充分运用市场自治/宏观调控/政治领导等综合治理手段，并从物质资源/技术设施/产业组织等层面提供支撑，最终实现“廉价而充裕”的能源电力模式，不再重演暴利+电荒的历史。

（本文所有煤价均取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价）